冰轩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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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人在硬件界的骄傲，莫过于在显卡领域取得了绝对领先的成就。当今显卡领域的领头公司有两间，分别是NVIDIA和ATI，这两 间公司都是由华人CEO所领导的，有人说，这是因为华人非常聪明，数学方面的天分很高，所以能在这类以纯技术取胜的领域得到成功。这种论 点对不对，姑且由网友思考去，我今天所要介绍的，是NVIDIA总经理黄仁勋的故事。黄仁勋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梦实现过程，他来自一家 “问题”学校，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名大学，进入了好公司，最后自己创业，几经艰难，终于取得了成功。同时，在黄仁勋身上也体现了 很多华人的传统特质和魅力。可以说，黄仁勋的故事，已经是华人理想中的成功范例。

　　黄仁勋的成功除了归功于他的聪明和勤奋，很大程度上还因为他的远见。在创办公司的时候，他已经很清楚公司要生产什么东西，应该朝 哪个方向走，这样产品的前景如何。远见不是靠吹牛吹出来的，也不是从表象随便推论出来的。黄仁勋本身是一个技术出身的人，在AMD和LSI 呆过，因此对技术的趋势摸得很透，他的远见来自他的实践心得。

　　现在我们常说当初网络泡沫冒起的时候，那些所谓的.com“知本家”的远见很多都是夸夸其谈，不切合实际。为什么同样来自硅谷，人的 预见判断会相差得如此大呢？其实远见的形成，不外乎来自自身的知识和经验。我很欣赏明基大陆老总曾文祺的一个观点：知识是分显性知识 和隐性知识的。显性知识，大体说来，是在课本上说的，大家所能学到得差不多。人的观点的差异性，关键是看他的隐性知识，什么是隐性知 识呢？大体上说，是一个人在实践中所学到的，所体会到的。你对未来的看法和判断，除了基本的显性知识作为依据外，更主要的是看隐性知 识的多少，涉及范畴。

　　作为技术出身的黄仁勋，他对未来的判断主要来源于他对未来技术需求的理解，这些是很实在的东西，因此，他的成功机会很高，相反， 当初很多所谓的“知本家”本身是搞投资出身的，挪用资本才使他们的强项，对技术的真正了解，他们还不算多，所以当他们涉足IT这块技术 性很强的领域，他们会显得力不从心。毕竟，IT这个领域里，除了要求模式以外，还要求大家懂得如何做。光会对员工画饼不行，还得在每个 阶段都得端出真实的大饼。黄仁勋的故事，就可以给我们以上启发。

　　1964年2月17日，美国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来到这个世界，37年以后，在《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美40岁以下最富有的人中，乔丹名列第13位 ，排在他前面的，就是碰巧跟他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PC硬件界风雨人物——图形核心领导厂商NVIDIA的华人总裁黄仁勋，一个典型的凭着才华 、志气发家，并保留浓厚华人特质的青年创业家。

　　黄仁勋（Jen-Hsun Huang）出生于1964年生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这位技术高手10岁的时候跟着父母和大一岁的哥哥从台湾来到美国，就 读于奥奈达的一所私人学校。跟其他IT天才不一样，黄仁勋读的不是名校——而是一所主要“收留”问题学生的学校。回忆起那段求学岁月， 黄仁勋笑着说：“***着一大堆刊物打发掉那一年半时间。这一年半时间令我学会忍耐。”其后，黄仁勋顺利升上美国著名大学，在美国俄勒 冈州立大学获双电子工程学士学位，后又在史坦福大学获得双电子工程硕士学位。

　　1983－1985年间，黄仁勋是Advanced Micro Devices公司微处理器产品的设计工程师。1985－1993年间，他就职于LSI Logic公司。LSI Logic公司是一家计算机集成电路生产商。在该公司中黄仁勋历任数职，直至公司核心产品部主任。总负责LSI公司的“系统集成”业务。

　　现在能主动热情跟新员工打招呼问话的黄仁勋以前并不是一个天生活泼开朗的人，他天生内向，但他很小就决定要开公司，他明白到内向 难令他成为一个优秀的老板。于是他小时候每年的假期都去一个餐馆做招待，做了6年。大学毕业出来打工的时候，他主动要求从技术工作转到 销售部门。由于成绩出色，成为公司最年轻的经理、总监。 但是他并不满足于仅仅是成为一个出色的部门领袖，他要实现小时候的梦想，成为 一件公司的老板。因此，他积极筹划这搞一所自己的公司。而在LSI Logic的经历令他决定要开一所经营规划图形芯片的公司。现在，黄仁勋的 夫人对外声称，当年嫁给他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因为黄仁勋曾经承诺要在30岁的时候拥有一家自己的公司。

1993年，黄仁勋、Curtis Priem和Chris Malachowsky创立NVIDIA，从公司建立之初即任公司总经理、首席执行官及董事。

　　NVIDIA推出的第一代产品代号是 NV-1，当时，帝盟选用了这种芯片，并将它用在极其少见的Diamond Edge显卡上，这种产品被残酷的市场 销售判下结论：它是失败的。即使黄仁勋也不得不摇头说了句美式俚语“It 请使用文明用语ed”。

　　失败了，就得在第二代产品上下更多工夫，NVIDIA被一家公司委托发展NV-2图形芯片以作那间公司的产品专用芯片，由于在NV-1上学到很 多教训，NVIDIA在NV-2的设计上变得审慎很多，很多细节都审查得相当详细。正当他们为NV-2呕心沥血的时候，那间公司基于某些原因，停止 了资助开发项目。NVIDIA即时陷入资金危机，NV-2的开发也因此困难重重。当时在人们看来，NVIDIA这间开发出一又二分之一代产品的公司， 注定要和其他图形技术开发公司一样，等到资金消耗殆尽以后便会以悲剧收场。

　　然而黄仁勋在忍耐，似乎在“问题学校”锻炼出来的忍耐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他依然专心于研发中。这个时候，NVIDIA吸纳了David Kirk——一个图形技术上的天才人物。开始了NV-3的设计。当时（1995年），3dfx已经发布了震惊世界的Voodoo显卡，赢得大家的满堂喝彩， 而Rendition也发布了他们的V1000芯片，被数家厂商采用，整合到显卡中，成为Voodoo之后的又一强者。进入大众市场的屏障变得越来越高， 但NVIDIA的好日子也开始来了。

　　1997年的秋天，NVIDIA发布了NV-3，正式的芯片代号为RIVA 128，采用AGP界面，支持4兆显存，这是Voodoo显卡的真正竞争者，由于其2D 性能逼近当时的Matrox显卡标准，3D性能在同类产品中是最好的，因此这块显卡迅速获得了成功，也令NVIDIA摆脱了困境，黄仁勋终于松了一 口气。随后，TNT、TNT2、Geforce256、Geforce 2、Geforce 2 MX、Geforce 2 MX200\400、Geforce 3、Geforce 3 Ti、Geforce 4，NVIDIA以 几乎半年一次的新品推出速度逐渐成长，终于成为图形芯片的业界霸主，也成为微软xbox的合作伙伴。黄仁勋，作为一个聪明勤奋而又友善热 情的华人、站在IT界的前端，他的财富也急剧增加，新入选去年全美40岁以下最富有的人，排行第13名。

　　尽管在少年时已经移居美国，黄仁勋还是保留了很多华人的特质。NVIDIA亚太区行销总监黄庆民在接受PCnews采访的时候曾经谈到，黄仁 勋父母都是台湾人，他爸爸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母亲是一个很有理想，很有志气的人，立志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为栋梁之材，在这种环境的 熏陶下，黄仁勋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时至今日，尽管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黄仁勋还是日夜操劳，对工作全力以赴。黄庆民介绍说 ，黄仁勋每天都是从早上9点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而且他是技术出身，对技术的认识非常深刻，尽管现在已经是统筹整个NVIDIA发展策略的CEO ，但是他还是跟CTO David Kirk一起具体负责最新芯片产品的研发。

黄仁勋还像很多华人管理者一样，喜欢依靠个人魅力，亲力亲为，NVIDIA亚太区行销总监黄庆民说，别的公司要做什么重大决定，就得召 开大会，从下到上作报告，投票，辩论，决定……但是黄仁勋就喜欢自己马上拍板作决定，雷厉风行，决不拖延。虽然他喜欢自己马上拍板， 但是这并不显得他十分武断，相反，在黄庆民看来，黄仁勋是一个十分热情谦虚的人。公司要是进来什么新员工，黄仁勋总是马上主动去跟新 员工打招呼，问新员工对公司有什么看法，看怎样才能把公司搞得更好。

　　去年，黄仁勋已经拥有5.07亿美元的资产，NVIDIA也成为了一家令人瞩目的硬件公司。回首黄仁勋的成功路，大家会发现，除了技术因素 以外，他的远见也成了成功的基础。早在创业之前，显示芯片还没有工业标准，设计技术也不十分成熟，但黄仁勋已经决定要设计一种新的芯 片，帮助PC进行高效的处理图形计算。他认为：绘图核心可以让消费者在动画的视觉享受上达到真实与满足，消费者习惯了高品质的画面以后 ，就很难再接受低品质的画质，这是绘图和新市场不断快速成长的原因。正是有了这种理论的推导，黄仁勋才孜孜不倦地以大半年推出新产品 的速度甩开其他对手，成为当今全球第一的显卡芯片厂商。

　　而黄仁勋下一个目标已经瞄准大陆的显卡OEM中小型厂商，3月份NVIDIA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中小型显卡厂商发出友好的信号。会后 ，黄仁勋把亚太区行销总监黄庆民拉到一旁说：“看来我以后每年都得来大陆一趟，因为中国区的市场实在是很大。”将NVIDIA的未来发展押 宝中国，成了黄仁勋，这位华人赤子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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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核结果让人满意的话，2004年的6月1日，ATI公司新的首席执行官戴夫·奥顿将结束他长达四年的考察期，正式走马上任，接替ATI的缔造者、现任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何国源。戴夫·奥顿并不是第一个被选择实现这种更替的人，在他之前的一个准接班人因为在考察期表现不好，已经被何国源赶下来并开除掉了。

　　1994年，何国源提拔了一个“接班人”作首席运营官，这个“接班人”看起来方方面面都还好，何国源准备不出问题的话很快就把他升作首席执行官。但才试用了一两个月，何国源很快感觉不对劲，因为对方并不十分投入，反而开始有了养尊处优的“大公司习气”，于是立刻自己把工作抓回来，把那个人开除掉了。再继续找，可找了很多年都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为了找到合适的人选，何国源把自己期望的意见描画出来，然后委托专业的公司去找。一旦听说哪个经理人不错，何国源会自己翻电话簿，打电话过去跟对方谈。“刘备是三顾茅庐，”何国源说，“我已经不知道顾了多少草庐啊”。

　　20年前跟何国源一起创办ATI的两个老伙伴早在几年前就退休了，可何国源又多做了好几年CEO。为什么不像他们那样“赚了钱就收手”？何国源说是自己跟他们的担任的职务是不一样的。“我兼职太多，而且我们这种公司要找接班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即使找到了接班人，人选的对或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四年以前，何国源又提拔了一个接班人来“试用”，这一次他一直考察了四年多。何国源与公司的的董事一致认为：准CEO、ATI公司现任首席运营官戴夫·奥顿是公司手上最好的选择。

　　为什么选个合适的、能帮自己分担重任的人那么难？何国源说，“ATI公司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跟IBM这样的大公司不同，他们是定好了体制需要来的人去适应它，我们是有很多东西需要人去灵活地建立，在我们的团队中，每个人都很重要。”

　　作为一个已经在国际图形显示卡市场哧诧风云二十年的传奇人物，何国源的人生信条是由一连串的动词“冲！冲！冲！”组成的，从前是为了家庭，自己向前冲；现在是为了公司，领着别人往前冲。声称自己“一直在打仗”的何国源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冲与杀的历史，50多年来，只要有压力，只要还有对手来抢，他就要让自己的脚扎在第一线。当他需要补充“新血”的时候，也一定会选择一个自己最满意的接班人。

　　选在今年6月1日“退出火线”对何国源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那一天是他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满30年的纪念日。正是从毕业开始，何国源开始了他辉煌的职业生涯。

　　一边听课，一边编草帽

　　1950年，何国源出生在广东省新会地区，祖父是开书局卖书的，父亲常年在香港做化工生意，平时在乡下家里就是母亲带着何国源和他的两兄一姐过活。父亲的生意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会寄钱回来，状况不好的时候，全家人要靠借钱过日子，家里的生活很拮据。

　　为了补贴家用，上小学的何国源就开始在学校旁边的空地里种菜，卖菜得的钱不多，不过可以给家里面一些帮助。少年何国源的另一项“重要”收入是编草帽。在课堂上，很多时候何国源是一边听课，一边就在课桌下面偷偷编草帽。

　　1962年，上到小学六年级的何国源随母亲来到澳门，第二年到了香港。刚到香港这样的大城市，大人们都告诉何国源不要乱走乱动，“我自己也不敢出去走，出去走就要花钱，家里哪有钱啊”，何国源小时候就尝到生活的艰辛，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家里。

　　整个少年时代，何国源感到最沮丧的就是为什么自己总是那么小，为什么自己还不到18岁？当时他的大哥已经开始一边进修，一边赚钱帮补家里了，可他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赚钱呢？

　　在香港，何国源家的房间很小，一家人就挤住在一个小房间里面。房间里面只能放下一张床，上下铺搭着，却住了父母、他和哥哥四个人。这个房间只有一个很小的窗口。从小窗户，何国源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人间百态。每天观察，每天想：“我什么时候能飞出窗外呢”。何国源的意思不是要离家，而是“找出我自己的新天地，找出我的未来。”

　　1970年，何国源中学毕业的时候，他想去赚钱，但社会形势更差了，一个中学生很难找到工作。很多同学留在香港或到欧美读大学，可那样花费很多，一个亲戚告诉何国源，“去台湾读书很便宜，每个月读书生活费100块港币就够用”。于是，20岁的何国源只身来到台湾，就读台湾成功大学电子工程系。

　　在学校里，何国源不算是特别好的学生，因为他的学习成绩总是刚开始很好，还拿到奖学金，但不管在中学还是大学，到了快毕业，何国源的成绩就会明显地掉下去。这个时候，何国源的心思其实已经不在学校，他在盘算着“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该怎么去找工作？怎么去赚钱？”

　　其实那时候很多何国源的很多同学都是念完工科学位再去拿一个商科学位的，可是何国源没钱。“家里环境那么差，父亲又刚好失业了，所以我毕业的时候就一定要回去香港，要工作，要养家”。1974年，何国源大学毕业回到香港，在那里找到了他平生第一份正式工作。

 

　年薪50万美元的“湿毛巾”

　　何国源的第一份工作是在“Control Data”电脑公司作品管主管(Control Data是当时美国第四大电脑公司)，四个月后，他被调升作品管电脑工程师，工资从最初的900块港币升到了1000多块。虽然看到公司里的老工程师可以拿到几千块港币的月薪感到很羡慕，但这个薪水和其他同学比起来，算是比较高的了。

　　第一个月发了工资，何国源把其中600交给妈妈，自己只留下300块。这笔钱不多，每天不过十块，坐公交车、转车、吃午饭、穿衣、周末偶尔陪爹妈一起去饮茶之外就剩不下什么。但何国源高兴的是自己毕业了，从此不再向家里要钱。

　　一年以后，Control Data倒闭。接到员工解散的通知单，何国源当然感到失望，但也有些兴奋－－何国源觉得“这里福利好，公司大，就好像政府机构，个人也很快就升职了，所以不想离职。但不离职就永远要留在这里工作了，就没办法‘飞’了”，现在有机会去尝试新的工作，当然是好事情。

　　在那之后，何国源陆续做过生产管理、材料计划控制、品质控制等消费电子产业的职位，后来又转到Philips公司，作到制造总管的职位。知道消费电子产业的流程是怎么回事以后，1980年的一个机会，把何国源推到了香港王氏电子公司总经理的位置。开始的时候，总经理的薪水并不比他原来在“国民电子”工作的时候高，但这个高级管理层的职位，可以让把他以前工作中学过的种种知识综合运用上，这恰恰是何国源所看重的。

　　作职业经理人，何国源可以很成功。1983年，何国源决定去加拿大发展之前，年轻的他在王氏电子公司已经做到了总经理。在他领导下，这家私营公司在一年间就从不到100人迅速发展到2000多人的规模，他的年薪也从十几万块港币破格升到了50万美元。

　　坐在别人公司的大班台后面，何国源尝到了“高级打工仔”的成功，但也开始感到“高级打工仔”的无聊。50万美元当然足够何国源和他的家庭生活得很好，但50万美元也并不多，因为收入高了意味着支出也在增加，“给别人打工，始终只能是省钱，自己办公司才能赚钱”。

　　何国源的第一任老板曾跟他说过一个“湿毛巾”理论——“公司把每个打工的人看作湿毛巾，把你的最后一滴水分榨干了，就会丢掉”。虽然何国源知道，“要不断充实自己，看到毛巾快干了，就该马上加些东西进去”。但无疑，作别人的“湿毛巾”感觉始终不好，尤其是，何国源知道，年薪50万美元几乎已经是经理人的极限，上面就是老板，不可能更高了。可何国源不愿意就此为止，他永远还要更高，他开始思考自己创业的问题。

　　1983年，何国源的一位校友准备移民去加拿大，问他要不要也去看看，何国源说“当然啊”。于是何国源去买了一张旅游机票，怀着送朋友外加旅游的心情踏上了ATI的诞生福地——多伦多。

　　没钱，所以做显示卡

　　何国源留在加拿大的决定性原因是爱情－－在这里32岁的他碰到了他未来的太太。这个毕业后留在大学里工作的女孩是何国源一个朋友的堂妹。一见钟情的故事发生在他们之间，第一次见面，何国源就知道，这个活泼率真女孩是自己的另一半。何国源决定移民，义无反顾地放弃在香港的一切成就，留在多伦多建立自己的小家庭。“男人无论怎样，都是要被女孩子控制的”，回想当年浪漫的决定，何国源的脸上流露出无限的温情与满足。

　　八十年代是港台移民大举涌入加拿大的时期，很多华人移民发现在加拿大创业成功几乎是天方夜谭，于是就出现大量回流做“太空人”的潮流。但何国源不是一个能够容许自己退缩的人，他的人生信条就是要不断地向前冲。“我这种人永不回头，不后悔，犹豫的话就会动摇，就会导致信心不足，无意中就会放弃很多机会，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原来在香港薪水太高了，在加拿大工作不好找，何国源决定自己创业。但为什么要做显示卡，而不去做那时候看起来利润更丰厚的电脑制造？何国源说是因为自己是“小本生意”。“那时候做电脑需要的资金比较多，时间也比较长。当然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对的，但是当时我们确实没有那么多钱”。1985年，何国源和另外两名香港移民Benny Lau(产品开发副总裁)和Lee Lau(策略计划副总裁)共同创建的ATI(Array Technology Inc。)公司在多伦多北面的万锦市宣告成立。

　　成立之初，ATI公司确实没有什么钱，全部资本就是六个创始人共同投资的30万加元。何国源拿出的并不是他的全部积蓄，而只是其中的三分之一。“狡兔三窟”是何国源的做事原则，“三分之一我要留着结婚安家，还有三分之一就留着保险，万一失败了还可以有机会从头再来”。

　　公司刚成立，员工一共只有十几个，很多事情都需要何国源亲力亲为。过去在香港作职业经理人，光秘书就有好几个，出入高级写字楼，现在公司就设在他家的车库里办公，连车库的卫生都要自己打扫。过去的同事来看他，几乎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反带着棒球帽、手持大扫把扫“车库办公室”的人就是从前领导几千人、年薪50万美元的超级总经理。

　　但再苦再难何国源都坦然承受下来，因为他对自己做的事业有信心。他负责的事情也多，除了研发，其它一切工作几乎都需要何国源来处理。何国源每天忙完了客户忙资金，忙完了资金忙市场，很多事情需要别人帮着做，何国源就把需要请别人做的事情安排在白天，晚上才加班做自己的工作规划。那时候，每天早上八点多钟，何国源把车库大门打开让大家进来工作，经常要做到第二天凌晨3、4点钟才下班把大门关上。何国源有一套录音机，放在办公室里面做“计时沙漏”用，每次都想着：磁带转完了就到了下班时间。但因为总加班，有时候磁带多转了十几圈，音乐一遍一遍重复放着，自己却还是回不了家。

　　这一年，ATI用十几万加元研发出的第一款显示卡产品上市，在使用传统半导体开发芯片的年代，ATI的集成电路卡减少了许多外部的零件，产品在功能和价格上在同行业内占有优势。何国源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公司的技术优势体现到市场上，这才是最困难的事情。

　小老鼠打败大笨象

　　从世界的范围看，进入显示卡市场的最佳时间可能是1982年，ATI 1985年进入已经有些晚了，但何国源有自己的看法，“做什么事情都会晚的，但做什么又都不晚－－你不开始就晚，你开始了，一步一步去竞争，就不算晚”。

　　进入市场晚，市场上已经有了很多厂商，并且，很多厂商有“后台”，其中有些已经发展成规模庞大到十几亿的“大象”，而ATI的规模不过是只“小老鼠”。何国源把所有现存的厂商视为很大的竞争对手，想打败他们就等于要小老鼠打败大笨象，这并非不可能，何国源知道，自己的优势在于速度与应变。

　　ATI的产品好，但不是永久最好的，因为技术这东西总是一山还有一山高，而且总是会有人追上来。何国源把ATI成功的原因归结于灵活：看得准，出手快。“我一个远东去的人，在北美洲做市场当然比不上那些老外”何国源说，“但我观察力很强，对行业了解，另外我速度快，就算别人先起步，我也能很快从侧面超过去”。

　　刚开始，公司没有名气，客户不愿意购买ATI的产品。何国源到了对方办公室，还没等从提包里面拿出自己的产品展示，他们就会对他说，“你们那么小，我们怎么跟你们合作？万一你们倒闭了还要连累我们”。特别是美国的客户，他们手里把玩着ATI的产品，漫不经心地问何国源，“哦，加拿大也有高科技吗？”。有，何国源一定要证明这一点。

　　打造品牌知名度的方法是做广告，何国源拿出公司全部家当的三分之一，10万加元来做杂志广告。做广告很贵，一万多美元只能做一版，10万块一下子就花出去了，但他咬牙坚持下来。该花的钱绝对要花，省钱可以在别的方面：出差时他自己抱着笨重的手提电脑和零件上飞机，为了省下托运费；他和旅行社搞好关系，时刻盯着他们的机票信息，为了买到更便宜的机票……

　　广告做完，ATI的产品进入了美国市场－－何国源眼中最重要的市场。“我就是不安分做一个加拿大本地的公司，ATI只是在加拿大成立的公司而已”，很快的，何国源就把触角伸向了国际。慢慢的，几家当时国际上最大的电脑公司如确能、Tandy、Wyse都跟ATI签署了购货合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开始。

公司刚开始运作，赚钱不赚钱倒还在其次，何国源最担心的是资金周转的问题。ATI的现金流不是没有遇到过危险，但何国源的诚恳和情义帮了他。公司小，银行不给信用证，1986年1月，何国源自己开车跑到新加坡海外联合银行加拿大分行，花了二十几分钟，用诚恳感动了对方经理，拿到了30万加元的信用额度。两个星期后，银行主动将信用额度追加到150万加元。资金还不够，何国源就打电话给朋友，因为平时对待朋友有情有义，关键时刻朋友都愿意帮他，比如Kaytro“我一个电话打过去，他们就会把钱帮我汇过来。又不够了，我再打，他们再汇”。

　　那时候ATI的业务人员很少，市场主要靠自己跑。何国源认为，比自己跑更好的方式是：将朋友变成业务伙伴。如果客户也能变成自己的业务员，“通过客户介绍过来业务，对公司的帮助不是也很大么”。但问题是，怎么把客户变成自己的业务？何国源说，“大家要诚恳，要信任，大家也要有情”。“中国有很多哲学书，几千年来积聚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要能学会的话，就是很好了。”

　　成立第一年，ATI取得960万加元的收入业绩，其中盈利超过160万。第二年，收入已经增加到了3900万，盈利1000多万，在加拿大所有高科技公司中位列第40位。在这项“加拿大五十大高科技公司”的获奖名单中，跟ATI列在一起的，还有IBM等大公司的名字。第三年，ATI总收入已经达到5600万加元，第四年达到8000万加元。

　　不可以说我们是“一代拳王”

　　到90年代初，ATI已经是显示卡市场上各方面的王者。但这个位子并不那么好坐，显示卡的历史教训明摆着：曾经呼风唤雨的WD、Videot、Tseng Labs、Cirrus Logic已成昨日黄花，黯然退出；一度做得非常成功的S3也终于被其它企业收购。ATI能把“拳王”的金腰带留下多长时间？

　　1997年，芯片巨头英特尔推出了把图形芯片与主板芯片组、CPU打包的全套方案，这大大刺激了何国源的神经。因为ATI不仅仅是一个显卡提供商，同时还在做笔记本、桌面电脑等业务，如果上游技术全部被其他厂商垄断，自己的日子将非常难过。

　　为了和英特尔展开竞争，ATI也开始针锋相对，研究自己的CPU。在486时代，英特尔CPU主频不过300Mhz多的时候，ATI的CPU主频已经超过了600Mhz。但这始终不是ATI的主业，在英特尔放弃了全盘开发计划后，ATI也很快放弃了CPU开发计划。

　　nVidia的崛起是这期间的事情，“我们的竞争对手不用像我们去考虑那么多，他们只要考虑今天的事情就好了。而我们作为行业领导企业，还要考虑很多相关产品怎么做，明天怎么做”。何国源这样评价对手的兴起，“不是我们的技术不好，而是我们的注意力分散了，给了对手一个很好的机会”。

　　当时，nVidia的增长势头和市场份额一度超过ATI。有人对何国源说，“你们已经失去‘拳王’了，你们不行了”。何国源听了非常不服气，“我不信啊，我知道我自己的实力，我们可以做到业界的常青树”。“我的冲劲还在，我还可以冲到第一名”。

　　“历史是人写的，ATI就是要重写历史”何国源像宣誓般地这样说，“不可以有人说我们是‘一代拳王’，我们要回到我们最风光的年代。”终于，2003年，ATI的市场份额超过nVidia，重新成为图形芯片市场老大。

　　很多对手为什么消失了？在何国源看来，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研发。比如S3公司，他们聘请了一个新CEO，决定要做中低端显示卡，那时候何国源就知道S3快不行了。“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这样，今天的高端就是明天的中低端”何国源问道，“放弃了高端的研发怎么行？”

　　坚持做研发的苦衷也许不足为外人道，ATI是一家上市公司，有责任每年拿出好看的报表来给投资人看。何国源知道，只要把研发费用减下来，财报就可以直接增加六七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收入－－2003年ATI用在研发上的费用达到2亿美元－－可是这个费用绝对不能减。不减报表就不会太好看，不减就要挨骂，这是上市公司的悲哀。“作为公众人物，挨骂就挨骂吧”何国源无奈地说，但他忍不住抱怨，“我这么有远见，可他们把我骂得那么惨！”

　　有人问何国源，“他们骂你，你不会自卑吗？”何国源反击，“我当然不！他们比我了解这个行业么吗？他们骂得那么凶，他们能创办出一家二十几亿的公司吗？”

　　“成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要看长远。别人说的那个最聪明、最笨的人都是你啊”，看惯起伏悲欢之后，这是何国源总结出的成败观。

华人做IT的很多，能坚持的很少

　　不管在哪里，何国源始终把自己看作中国人，他说，“我受的是中国的教育，只要我一天还可以呼吸，我脑袋里面的东西就不可能改变”。

　　这么多年来，何国源已经看到了太多华人在从事IT产业，尤其最近这些年，祖国大陆的资讯人才也多起来了，但遗憾的是，这些人中能坚持下来的很少，能最终做成国际品牌的也很少。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小富即安”的心理，很多华人没有雄心或野心持续地冒险。“很多人赚到了一笔钱，就拍拍胸说够了，就赚这笔钱，以后不干了”。而何国源自己则是“我是不是已经赚够钱可以不干，可以好好过生活了？老早以前就是了。可是公司是要成长的，看到ATI的名字(是我设立的)，还是有满足感。”；另一方面也是有自身的困难，“我们生活在远东，‘拔’过去再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开始生根，对国外社会环境的理解当然比不上老外那么根深蒂固”，另外“我们语言要比他们差。或者说，即使语言上通了，但懂外国语言不等于懂了外国文化”。

　　但是，很多华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优势，“我们受了中国的教育，然后来到国外，学到了他们先进的东西”何国源说，“我们是左右手跟他们那些‘单左手’‘单右手’来竞争，我们兼具东西方文化，肯定有优势啊”。

　　作为海外华侨，大陆、港台发生的事情总在牵动何国源的荣誉神经，他也在考虑，自己能为祖国做些什么呢？“可以说我现在有了一些财力，我能不能替中国的人才也创造不同的美梦实现的机会？让他们也走进国际的舞台？”

　　喜欢说“飞出窗外”的何国源坚持认为，让更多华人“飞出窗外”，这是一件让全体华人“更有面子”的事业，这个事业很重要。

　　国际化就像做比萨饼

　　“不同国家的管理并不困难，”关于国际化，何国源的说法与众不同，“就好像做比萨饼一样，薄饼做好了，面前放着五个调料瓶，你想放哪个就放哪个，不同的比萨就是这些调料的不同排列组合，你要做的就是放上去而已”。那么难度在哪里？何国源说，“调料放上去很简单，做薄饼才困难啊”。

　　何国源个人认为，企业国际化很有必要。因为“我成长所以我存在，我不成长的话就死亡”，就像逆水行舟一样，不进行国际扩张就会退步。目前，ATI“王国”已经在全球十几个国家有了分公司，全部由本地化的人才负责打理。

　　国际化需要的是一个决心，一个行动，不是一个口号。国际化有风险，所以要分析：“国际这么大，我们要走哪里？我们要选哪个点开始？”何国源的结论是，每个公司的背景都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国际化没有圣经，不可能使用一成不变的方法。

　　“我还是很保守的，我们进入一个陌生的市场，一开始总是先跟别人合作。我们派出业务代表，而不是设立分公司。”1991年的时候欧洲就说93年西欧会统一，何国源当时认为第一重要的市场是美国，第二重要的市场就是欧洲，所以要在欧洲开办公室。当时他一直在考虑在英、法、德哪一个国家设立办公机构，最后选了德国，“考虑到未来欧盟还要包含东欧，德国的位置比较中心一点。”

　　就自己的经验来说，ATI做国际化也并不总是一开始就顺利的，甚至大部分都不是那么顺利。一般何国源是开一个“卫星办公室”，情况稳定了之后再开下一个，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算做好。总结这些经验，何国源给国内IT企业开出的国际化药方是这样说的，“要知己知彼，避免操之过急，不要猛打猛冲，不要想着一步登天，尽量使用实验室的方式。”而要对对方市场更加了解，最好的方法是，“训练一些本地化的人才，用别人的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人才最重要”。

　　最遗憾没在50岁的时候退休

　　创业近20年，何国源几乎没有享受过公司的年假，说来可怜，何国源现在竟然已经没有任何嗜好，“从前念书时还有运动方面的爱好，现在个人时间都牺牲掉了”。就算偶尔有了时间，恐怕也没有那份闲情，“我头脑里面百分之九十几的时间都在想ATI”。

　　但最遗憾的不止于此，加拿大汇丰银行的CEO是在55岁的时候退休的，何国源说自己要更早，到50岁就要退休——可是终于没有做到。如果真的50岁退休，何国源就可以在父亲去世前有一年的时间跟他一起，可惜这个唯一的机会失去了。

　　母亲去世的时候，何国源虽然伤心，毕竟还能在她身边；父亲去世的时候，很遗憾，何国源正跟随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在中国访问，他仅仅从电话里面知道了这个噩耗。

　　为了退休，何国源不是没有找过接班人。但找接班人很难，不一定是因为对方不好，但对方的才干是否能适应公司的环境是个大问题。很可能并不适合ATI的企业风格。“我们的优点是机动性，无论我们的计划什么样，需要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立刻改变。”“我们每个人都要建立公司的系统，而不光是遵守一种制度。”但何国源说，到今年夏天，自己毕业三十周年的时候要把CEO的职位交出去，“一定要走出这第一步，不然总也走不出来”。

　　虽然自己冲劲儿还很足，但一定要把位子交出去的原因不是自己冲不动了，而是自己未来将更重视亚太区的市场推广，要再一次带头来冲上战场。过去六个月，何国源来了大陆6次，平均每次是三个星期。这样他根本没有办法去保持首席执行官的头衔去做很多公司日常行政管理的工作。而何国源肯定不能放弃在亚太市场第一线冲杀的机会，他的风格一向是“我让他们冲，我自己不会只在后面指挥，我一定在第一线”。

　　在2000年，韩国90％的显卡芯片市场都被ATI所占有。但是到了2002年末，这个数字急剧跌到10％。ATI最近已经成功地夺回60％的韩国市场，但何国源表示对此仍不满足，他希望能在今年年底前，重新将该国的市场占有率提高到80％到90％。“韩国市场已经拿下来了，但还要继续巩固领先的地位。中国的市场还需要大力开拓”何国源用手指在酒店的大桌子上比划着，嘴里念念有词，仿佛面前的就是一张ATI亚太区的销售地图。

　　交班的另外一个原因是3年多前加拿大政府曾对企业做出规定，要求上市公司最迟5年后董事长与总裁不能由一人兼任。现在时间快到了，何国源必须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从大形势上看，目前ATI已经重新成为显示卡技术上的龙头和市场占有率的龙头，这个时候放权给年轻人，何国源也比较放心。

　　“你可以培养很多人，把自己的冲劲儿传给他们，这样自己就又变成18岁了”在何国源看来，培养接班人，把冲劲儿始终传递下去，这是一件想起来就令他非常愉快的事情。

　　ATI不是最后一站

　　何国源的人生信条是三个词，“信心　毅力　冲劲”。信心是成功的一半，意味着50％的机会。毅力是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目标，而冲劲则是永不止息，追求更美好的梦想，飞出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所以何国源说，“ATI不是我的最后一站”，在他看来，引导ATI重回辉煌之后，就可以算是“功成身退”，然后可以再去发更多的美梦。

　　何国源今年54岁了，鬓角也开始有了灰色的头发，但他绝对够“勤劳”，够“用功”。“我常常知道自己技不如人，我们中国人讲勤能补拙，我知道自己比不上别人，所以就逼迫自己要更勤劳。我比不上你，那我就更用功地去做嘛。像读书一样：你很聪明，可以过目不忘。我虽然笨，但是我可以读上十几次二十几次，也可以一次清楚的背下来一字不漏么。慢慢地，就将自己培养上去了　。”在北京接受采访的前两天，何国源在上海为盛大、双敏电子“站台”；昨天，何国源在为七彩虹“站台”；今天早上，何国源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何国源从来没有改过向前的冲劲，这让他总觉得自己还年轻。他常常这样开玩笑，“夫子说‘四十而立’，那我才只有十几岁而已，不是五十几岁啊”——他坚持夫子说的是“四十而立”。

　　1994年，ATI遭遇了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波折；2001年，ATI遭遇了。com泡沫破裂带来的“擦伤”……很多事情发生了，但何国源从来没有被击倒过。1990年代初期，ATI就成为业界领袖公司；今年上半个财年，ATI已经赚了8000多万美元，何国源预计2004将是一个好年景……很多事情发生了，但何国源从来没有骄傲过。因为，他想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成败，而是，“我要向前冲”。

　　在何国源看来，打败很多对手，创立一个世界级品牌，得到很多金钱这些都不是他最大的收获。“公司做得好，员工们开心欢笑，做得不好，员工们会真的为公司伤心”，能达到这个境界，这才是他最大的收获。

　　和团队一起“冲”的过程中有着巨大的满足感，这是何国源最大的快乐。同事告诉他，当他们看到他要“冲”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要笑出来，因为他们也都开始喜欢“冲”的感觉，已经开始享受“冲”的感觉。

　　总是“打仗”，总是这样带头冲啊冲，不会觉得疲倦吗？何国源的答案是不会，“只要你不断地充电，就像汽车电池一样”。“在ATI已经20年了，你看我‘漏气’了吗？”何国源自问自答，“不会啊，因为我就是汽车电池啊！”